生命之重—一位医生支援陇南灾区的日子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留学归国博士后　程志斌

　　时间定格在了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这一刻，我们都不同程度地感到了大地的摇晃这一自然现象。尔后大家都和往常一样，各自忙碌着。

　　午夜我刚刚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凭着职业的敏感，我想一定是病人有了“紧急情况”。电话是科主任打来的，告诉我：“要去救灾，得马上出发。”没有来得及准备，甚至不知道带什么衣服。匆匆赶到医院大院时，行政楼上灯火通明，我感到事态严重。果然院领导、科领导、同事们都已集结在那里。就在半小时内，一只由8人组成的医疗队，在院领导简单的几句叮嘱后，救援车队伴随着呼啸的警笛声直奔我省的陇南灾区。

　　曾经听说那里山大沟深，但无法想象那里的情况。

　　在黑夜的寒风中，颠簸了7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在晨曦中看到了成县的县城：到处是坍塌的房屋和破碎的瓦砾，很多高楼严重倾斜或者裂缝，大街上四处躺着避难的人们，神色晦暗。

　　在乡亲们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县医院。没有来得及稍事休息，我们就分组查看帐篷里东倒西歪、行动不便、呻吟哭闹的老人和孩子。数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按照现场指挥的命令，把那些活着的危重患者筛选出来就近送往外地，将那些不便搬动的、或者需要固定处理的伤员就地给予救治。很多的学生不是头部，就是四肢受伤，有的甚至是腰部不能活动。看着这些沾满泥巴而表情痛苦的孩子们，我们多么想给他们减轻一些疼痛时，却没有药物，心里希望他们的腿脚还能运动(如果腿不能动了，那意味着什么？就是截瘫！……)一个小县城的医院广场上，就有800多名伤病患者，有的是地震时被砸伤的，有的是从住院大楼里紧急转移出来的。我们不仅要诊断每位伤员的病情、确定治疗方案，还要和当地医护人员一起安慰那些痛苦的患者和担忧的家人。

　　傍晚我们在县卫生局长的引领下，钻进空旷的医疗大楼，试图找到能够手术的地方。这是地震时人们慌乱出逃后第一次有人进入，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电梯间的大理石被无情地折断，走廊里到处是天花板上坠落的已经破碎的东西，墙面上的裂缝足以放进拳头，墙体错位有的达二三十厘米。病房内则一片狼藉，病床上满是泥土和砖块，地上散落着鞋、帽，倒在地上的电视，还有破碎的水壶。这栋巨大的刚刚启用的新住院大楼，顷刻间就变成了眼前这幅遍体鳞伤的危楼。这时我们才明白当地政府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重伤病患者急着转移到外地去。

　　第二天天刚亮，就接到上级指示，要我们分出一部分队员，赶赴西和县。

　　去西和县的近道已经被塌方阻断，我们不得不绕行数百公里，从另外一个方向赶去。直到下午4时我们才赶到西和县城，此时早已是饥肠辘辘，但那里的商店、饭馆和宾馆都已关门停业，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大都到乡、镇和村里查看灾情去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小巷内的小店，在那里充饥后，来到县医院：简陋的塑料帐篷中住满了伤员和陪伴的家人。炙热的阳光下，分不清哪是汗水、哪是泪水，已有9位伤员已经离开了不舍的亲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查看了所有的患者：骨折的、头破的、内脏损伤的，老的、少的，哭泣的、呻吟的……一位24岁的少妇蜷缩在病床上、痛苦地喊叫着、呻吟着，随后她被诊断为肝破裂并发腹膜炎，床旁的家人充满急切、焦虑而又期待的、甚至快要哀求的目光，分明告诉我们：她务必要治好，因为她是女儿，她是妻子，她是母亲，她承载着这一家人的希望。情况十分紧急。庆幸的是，那里的住院楼未受到严重损害，简陋的手术室尚可使用。她终于得救了。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当听说这次重灾区之一的武都，有些乡村因为断路、断电，灾情尚无人知晓时，我们的队员主动请缨，奔赴一线。救援车颠簸在数百公里的伴有深沟险滩和飞沙走石的崎岖山路上，心中难免有些害怕。

　　就在天黑前，我们终于来到了白龙江畔：城中的主街显然已成了帐篷医院，医务人员不停地奔忙。到处是避难的人们———因为余震还在不停地发生。

　　天刚蒙蒙亮，队员们就兵分三路。我们来到汉王乡卫生院：那里的几间房屋严重开裂，濒临倒塌；院子里有伤员在输液，“万名医师下乡活动”的两名女队员坚守在那里，她们白天吃着方便面，夜里就睡在院子里。尽管她们的家乡同样也遭受了灾难。

　　我们查看了那里的病人后，接着经过数小时的艰难跋涉，来到了位于半山腰的橘柑乡卫生院：几间土坯的平房已经倒塌，而几间水泥房则张裂着巨大的开口，几件破旧的医疗设备被搬在院子里，屋檐下的病床上、一位妇女正在输液。年轻的护士在忙前忙后，而一位看上去上了年纪的老妇拿来几瓶矿泉水、硬是塞给了我们。

　　除了危房，没有遮挡烈日的地方，我们站在院子里了解到：这是个只有3名工作人员的乡卫生院：唯一一位年轻的男医生、现任院长，要经常骑着自家的摩托车到山里去送药打针，而他那微薄的工资越来越难以承担不断攀升的汽油费。而眼前这位老妇就是已经退休了的前任院长，虽然她80多岁的老母亲正卧病在床，家里的几间房屋也已经倒塌，但此时她必须留在这里。那位输液的患者是她留下的唯一病员，因为这位病员眼睛不好，无法回家；而另一位被砸伤腿脚的老人因为无法治疗，已经被她送回了家。

　　耳闻目睹了这一切，我们心里有些难过，眼眶有点湿润了。我们的领队省卫生厅的领导放心不下，她说我们去看看那位老人吧！临行前，她把那瓶矿泉水留给了那位正在输液的眼病患者。我在心里感谢这位富有爱心而又有责任感的女领导，她也是在出差途中赶到灾区一线来的。

　　路越来越陡，越来越窄，离山脚且越来越高。车轮卷起的尘土弥散到救援车内，甚至看不见前行的方向。大家摒住呼吸，不敢说话，神经也越来越紧张。不是因为鼻子里的土腥味，而是我们的车正爬行在海拔3000米的悬崖上。这是一条由解放军战士抢修的通往山顶的S型羊肠小道。

　　突然，心惊肉跳的一幕发生了：车在急转近乎30度拐角的上坡时、开始倒退了，一步！一步之差啊！要不是让在一旁的、修路的战士们箭步般地奋力一顶，我们早就上了去天堂的路。心快要跳出胸膛，冷汗湿透了衣衫，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提心吊胆地行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如果不是几根竖立着的木梁和几处依稀可见的残垣断壁，还以为那是山体滑坡的地方，很难想象那就是上百户人家居住的村庄。

　　这就是武都受灾最重的贺家坪村。离村不远的田地里，零乱地扎着多处帐篷，灰头灰脸的村民们正在全力自救。

　　我们找到了那位老人，他的家已经变成了一堆黄土碎瓦。当他听到我们专程来看他时，老人声泪俱下，还从怀中掏出了珍藏已久的印有毛主席像章的退役军人证，谁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位78岁的老人，居然是当年保家卫国、驰骋疆场的抗美援朝志愿军。多少年来他默默无闻在这高山深处，过着贫瘠的生活，这一幕让我们想起了很多很多……此时，我们能做的只有悉心地治疗他那布满老茧的伤口，安慰他那质朴的心灵。

　　无意中，看到对面田埂上一棵橄榄树下，坐着一位老婆婆和一位小姑娘，看上去很安详，我向在旁的村民们说：她多么幸运！村民告诉我：正是这位78岁的抗美援朝志愿军，在地震来临时救了邻家的那位老婆婆，不幸的是被倒下来的房子砸伤了。听到这，我的心有点泛起滞涩的涟漪……老人曾经的勇敢、战后的坚强、大难来临时的善良、如今的苦痛……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因为这位伟大而可敬的老人。不一会，听说中央首长要来，省上领导要来，我们急切地向山脚那边望去，因为这里的同胞太需要关怀了，太需要帮助了。

　　我们沿着白龙江，翻越高楼山，路不是系在山脚下的江水上，就是挂在数千米的悬崖上，这就是从武都通往文县的路。就在这条路上，有无数的塌方、滑坡和泥石流。天上不断地下雨，地上不停地余震。看着路基上纷落的巨大山石，看着被江水吞噬的车辆，要通过这条布满荆棘的漫长险道，不由得心里发憷，甚至想要退缩，然而悬崖下、江边上那无数的身穿红马甲的抢路工程兵战士，已经多少个日夜挥汗如雨在这条生命线上，他们诠释着一种伟大的信仰———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一路感动，一路前行，我们在感动中前行，在感动中坚定。

　　到了文县，出乎想象的文县县城：两边是绵延高大的山脉，两山间距离不过数百米；山脚下就是波涛汹涌的白水江；两侧则是顺山而下的排洪沟。狭窄的江岸边，凹凸不平的排洪沟旁，到处是纷乱的避难帐篷。这不过是一个镇子模样的地方，县医院就在这里，在山脚下，在江水边。交通不便、使这里聚集着大量的伤病患者，帐篷不够，地方也不宽敞。

　　就在第一时间我们查看伤员，筛选危重患者，协助治疗。有严重血气胸的老人，面临呼吸困难的危险；有重度骨折数日的伤员，面临严重的感染；有受惊吓的孕妇，等待临产；有失去母亲的孩子，数天来沉默不语、不肯进食……这里没有手术条件，我们的队员不得不冒夜雨护送伤员，穿过那条可怕的生命线；这里没有手术器材，我们的队员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从省城调运医疗材料；我们要在院子里接待新生命的降临；我们的心理辅导员还要抚慰那沉默不语不肯进食的孩子……

　　所有的商店、饭馆闭门，旅馆谢客。县政府招待所虽然到处是偌大的裂缝，可那里就是我们唯一可住的地方。已经疲惫的队员们刚刚进入梦乡，大地再一次响起剧烈的轰鸣，接着是地动山摇，我们被惊醒而慌忙地外逃，6.4级的余震。余震使所有的路人行色匆匆，即便是睡在公园里也神情恍惚。害怕并不可耻，害怕也不是懦夫，因为距离汶川震中只有数十公里，因为每天都有数十次的余震不断发生。余震对于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来说，心理上要接受何等严峻的考验，我们听到院子里避难的人们这样说：“没有被震死、也要被吓死了。”

　　第二天傍晚，医院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刚刚准备休息一下，突然黑云压城，狂风携来如注的暴雨，来不及转移到帐篷里的病人，医护人员为了保护伤员，只能忍受风吹浪打。紧接着、外面传来惊恐的喊叫声：山洪将停放在江岸边的数辆轿车卷入咆哮的白水江中，而我们的救援车就离那里只有几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