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秦公簋作为先秦时期著名的青铜器，是认定秦肇始文明的最重要实物证据之一。然而其具体出土于何地说法不一。据记载，1919年秦公簋出土后，几经周折传至京城，先后有王国维、商承祚、郭沫若、刘文炳、吴其昌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刊文对其考证。生于天水的大学者冯国瑞先生对家乡出土的文物更是情有独钟，他邀请上述专家对簋进行会考，并署名出版《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由于他见簋时在北京，没有对该物出土地作深入探究，只以出自天水西南乡概指而作结，造成该物出土的具体地址不十分明确的缺憾。《辞海》关于秦公簋的词条也称之“传出甘肃天水。”翻阅相关史料来看，有出自天水西南乡，天水市秦州区天水镇(小天水)，天水市麦积区，天水市秦州区秦岭、杨家寺二乡交界的庙山和礼县红河乡王家东台五说。

　　冯国瑞先生认定秦公簋在天水西南乡被发现，可当时天水没西南乡的实际建制，“西南乡”只能理解为天水西南某乡村，但仅此就可以肯定在天水西南某乡村发现秦公簋的事实是十足可信的。这样以来，说秦公簋在天水麦积区发现明显不可取，因为麦积区大体方位在天水东面，与天水西南方向恰好南辕北辙。另外，在天水市秦州区天水镇出土秦公簋的可信度也不高，此地处于天水的正南方向稍微偏西，说是天水西南乡有点牵强，同时近几年挖掘礼县先秦文化遗迹时在这里也没发现秦文化存在过的蛛丝马迹。按理来说，这里与发现秦公大墓的大堡子山同属不可分割的西汉水上游流域，其附近的礼县盐关镇高楼子村都发现了秦人活动的遗迹，而这里始终还是一片死寂，要发现秦公簋这样的重要文物有无中生有之嫌。

　　礼县学者赵文汇先生生前撰文记述秦公簋出土于礼县红河王家东台。天水师范学院教授、地方史专家雍际春先生潜心研究遍布于天水一带的先秦文化，认为按照有关文献的记载，结合郦道元在《水经注·漾水》中的描述和界定，提出秦之西犬丘(西垂宫)以及秦始皇立国后设置的西县就应该在今礼县红河的岳费家庄和六八图一带。紧接着天水学者马汉江先生对秦公簋的具体出土地在天水及周边地区进行大量勘访调查后，认定今天水市秦州区的秦岭、杨家寺二乡与礼县红河乡交界处的庙山是秦公簋的真正出土地。

　　其实，赵文汇先生的记述与马汉江先生的考证结果是一致的。王家东台正好就是红河乡六八图与秦岭、杨家寺二乡的梨树坡、董集寨交界的庙山一带，是同一个地方两个相邻地域的不同称谓。这一带正好位于天水的正西南方向，地理方位与冯国瑞先生记述完全吻合。从现有的记载资料来看，秦公簋由当地的一个放羊农民无意中挖掘发现，被当作废铜交给横河(今红河)“聚源当”，不久被陕西关中一古董商贩运至省城。因无识货者，又流传到兰州南关一商肆，置于厨中盛装残浆。后有人慧眼识宝，以高价收购，名声大振。紧接着被当时酷爱搜求书画古玩的甘肃省长兼督军张广建据为己有并带至天津，其后人于1935年以2000块大洋又卖给冯恕。冯恕将簋捐赠给故宫博物院，1959年，被拨到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并收藏。这是目前关于秦公簋出土后最详尽的记述。近两年在礼县先秦文化遗迹的考古挖掘过程中，红河也发现了面积较大的两处遗迹群，而秦公簋的出土地正好处于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六八图遗址群的范围内，是礼县先秦文化遗存中面积最大的两处区域之一。不容质疑，这里肯定是当时秦人活动的重要地区，此处发现秦公簋应在情理之中。

　　不过，也有些学者亲临庙山实地考查后对此地出土秦公簋表示质疑，其理由是周围没有发现其他实物遗迹来佐证。他们认为秦公簋作为陪葬物，按照当时墓葬等级制度的规定，最起码应是诸侯一级的墓葬。从秦公簋的器盖和器身的铭文来分析，此物应为国家祭祀用品，但却没有相应的实物来支持这里发现秦公簋的可能性。特别是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发现后，一些学者认为秦公簋的具体出土地应在于此，这里也具备出土此类文物的全部条件。事实上，从秦公簋出土的时间上来看，当时在礼县大堡子山发现此物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修建祁礼公路是发现此物的最可能时机，但翻开陇南的公路建设史，在秦公簋出土五年以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才着手修建这条道路，全线通车已在解放初期，而这一带兴修农田水利设施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可见，在大堡子山上要通过修路平地挖掘出土秦公簋无从谈起。就是当时无意发现此物，难道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秦西垂陵园的大量文物也不会滞留到上世纪90年代才被发现。

　　秦公簋作为祭祖的祭器理应放在宗庙之中，其出土地庙山名称的来历是否与此处就是秦先祖宗庙之所在地相关，就如与之隔河相望的天台山得名于秦先祖此处设台祭天一样。秦先祖栖居于山下，南山祭天，北山祭祖，以求苍天赐福，先祖庇荫，国力强盛。虽然后人无法知道庙山何年有庙，秦公簋出庙山，说明当时它还作为庙器存于庙内，后随庙之倾倒埋入地下，直到民国才得以面世。由于秦公簋没有为秦先祖陪葬，使之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里发现的簋、鼎、钟等器皿相比，显得形单影只。因而，此处至今未见大量秦文化之遗存实物也就不足为奇了。